和东林湛堂禅师喜雪韵五首 其二

　　“绿玉枝头一粟黄，碧纱帐里梦魂香。”首句正面赋其形，次句据此加以引申。这两句一写实一比拟，虚实相映，既生动又让人产生美好的遐想。

　　“晓风和月步新凉。”在天气初凉的八月金秋，桂花便在晓风中和月光下暗暗地绽放飘香。此句描绘桂花开放的季节和四周的环境，突出了它的幽香和冷艳。

　　“吟倚画栏怀李贺，笑持玉斧恨吴刚。”李贺的《梦天》诗中有“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之句；在《神弦别曲》中则有“南山桂树为君死，云衫浅污红脂花”之句。吴刚：传说中的月中老人。据《酉阳杂俎》载，吴刚学仙有过，被谪月中伐桂。桂高五百尺，斧痕随斫随合。这两句就有关桂花的传说展开联想，意趣横生，此二句中一“怀”、“一恨”，无不表达出词人对桂花的珍爱之情。

　　“素娥不嫁为谁妆?”嫦娥美丽，但在传说中她又是一位独居月宫中的嫠妇，故词人有此问语，同时也是为了增添词的情趣。之所以提到嫦娥，因为她是月亮的化身、桂花的精魄。

　　这首词是写深闺女子暮春时节，怀人念远、寂寞惆怅的相思之情。作者用曲折顿挫的笔法，把执着的思念，表达得深刻细腻、生动传神。它的风格，在辛词中是别具一格的。沈谦的《填词杂说》曾说：“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其实，既能慷慨纵横，又能昵狎温柔，既擅于豪放，也长于婉约，正是辛弃疾词作风格和题材多样化的大家风度的表现。只不过这首词作，感情表现得更为细腻罢了。

　　这是一首具有政治内涵的词作，乃词人假托一个女子叙说伤春和怀念亲人的苦愁，寄寓对祖国长期分裂的悲痛。《蓼园词选》云：“此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

　　上片起头：“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写一对情人，在烟雾迷蒙的杨柳岸边，情凄意切，不得不分钗赠别的情景。这向读者暗示：情人离别是痛苦的，那么祖国南北人民长久地分离，人为地隔断来往，不是更为痛苦吗？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家常见的以香草美人作为感情宣泄寄托的一种艺术手法，辛弃疾也继承了这种艺术手法。

　　“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情人分手后，登楼远眺，怀念离人，已是使人不胜其感情负载了，更何况又总是十日有九日地遇到那风雨晦冥的时节呢？刮风下雨，虽能登楼而不能远望，这是使人痛楚的一个原因；风雨晦冥，大自然的阴冷更加深离人的凄苦情怀，这又是使人痛苦的一个因素。只此一句话，就有多层涵义，层层深入，对比映衬，令人不忍卒读！“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唤、流莺声住。”落花不要飘零了吧，啼莺也不要叫唤了吧，但都无法摆脱心中那不绝如缕的忧愁，简直叫人断肠了！这是何等深沉曲折的笔触啊，“都无人”和“更谁唤”，加强了那种寂寞凄清、无处寻求知音的氛围。辛弃疾南归后，多年流徙不定，报国之志难酬，天涯万里，何处有知音？不正是这种感情吗？

　　下片，“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作者精心选择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把一个闺中少妇，盼望游子归程的复杂心理状态，活灵活现描绘了出来。她把头上的花钿取下来，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细细数过。她相信自己心中的占卜：一个花瓣代表游子归程的一个日程。花瓣有数，相信游子归程也有定准，她心里因此得到了满足。但是，她数过后又戴上，戴上后又不放心，再次取下重数。这种反复的动作，曲折地表现了闺中少妇那复杂的感情。

　　“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写她即使昏然入睡之后，还哽咽叨念，春天到来，把忧愁送来了；怎么春天离去，却不把忧愁给带走呢？这也就是说，季节变了，远方的游人啊，怎么还不回来呢？描写思念远人归来之情，真是无以复加了。作者把人物感情竟写得如此细腻而缠绵，如同沈谦所形容的，使人“魂销意尽”，艺术的魅力竟是那么强烈！

参考资料：

　　这首词与柳词名篇《雨霖铃·寒蝉凄切》一样，都是写离别之情，艺术成就虽不及前者，但也有其独到之处。

　　词的上片写离别前的景和情。“离宴殷勤”三句，词起笔便直入送别的主题，描写临别时的场景。从后文“鸳侣”一词可知，作者是与妻子别离，首句“离宴殷勤”即写妻子在饯别的宴席上反复劝酒、叮咛。分手在即，多情女子的“殷勤”致意，强作欢颜，正写出了两人不忍离别又不能不离别的悲哀、无奈。“兰舟”、“南浦”两词说明送别的地点在水边，在词人看来，那小舟仿佛也不忍离别，在那里“凝滞”、徘徊不前。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看看送行南浦”，时间转瞬即逝，眼看着最后分别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不过，词接下来并没有写“南浦”送别的情景，而是由叙而议，直接抒写词人内心的无限感慨。“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这几句即通俗易懂，却又意在言外。就像月不会一直是圆的，彩云不会一直聚集在一起，人与人总要分手，总有离别。“情知道”三字暗藏曲折，理智上明明知道有聚就有散，感情上却不能忍受别离的痛苦。上文的种种铺垫，终于逼出了下面的这句话：“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这句颇似屈原《九歌·少司命》里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人生中最悲伤的事莫过于轻易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语意又深一层，“鸳侣”分别已是很苦的事情，然而还有更苦的，那就是“正欢娱”时的“鸳侣”分别，满心的苦涩溢于言表。

　　当词人从沉思中回到现实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两句化用白居易《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清雅又别致，美丽而感伤。作者看到这样一位多情女子楚楚动人、孤独无依的情态，必然更加心旌摇荡，黯然神伤。至此，词的上片就在这样凄美的情境中结束了，留给读者的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动人形象，是“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江淹《别赋》）的人生悲哀。

　　词的下片写与妻子话别。换头处“惨黛蛾、盈盈无绪”承上片接着描写女子的情态。从所写内容看，上下片的衔接极为紧密，但从词作表达的感情来看，上下片之间却有一段令人回味的空白。这段空白中深蕴着词人看到心爱女子泪流满面时的情难自禁，以及由此产生的虚妄人生的悲哀。

　　“共黯然消魂，重携素手，话别临行”，分别在即，词人紧紧握住心爱女子的“素手”，以握手传达内心依依之情。泪眼相对之时，多情女子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一遍又一遍地问着：你一定要离开吗？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离别的难以挽回，所以又“频耳畔低语”，述说着心中的千般依恋，千种风情。这一番话别，写的深情款款，动人心弦。

　　词的结尾，“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从今尽把凭鳞羽”，宕开一笔，慨叹从今以后，两人只能借鱼雁传书，倾述彼此深深的思念之情。以“知多少”领起，作婉转的疑问，收束全词，使词作结尾处化实为虚，摇曳空灵。从表面看，词人似乎找到了一条派遣今后哀愁、共述恋情的途径，但其实，此时此刻，词人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悲哀无奈之中，情思绵渺，难以自拔。

　　这首词似将《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的“都门畅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数句加以铺衍。虽无前者含蓄蕴藉，却也显得更为酣足。同写离别之情，《雨霖铃·寒蝉凄切》主要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丰富想象的连缀，生动地表现了情人惜别的伤感之情；这首词则融场景描写、人物刻画、议论抒情于一体，笔触腾挪有致，尤以人物情态、动作描写的刻画取胜。“梨花一枝春带雨”、“重携素手”、“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数句，最是体情入微，体现了柳永多样的写作风格。

参考资料：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

　　本文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䲡、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

　　本文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